摘要：这样，致害人的质疑就难以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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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与其将行政立法视为行为形式，不如将其作为法源论的一部分更加合理。另外，直接规制手法的很多关节点是由行政行为构成，因此，由行政行为论所形成的传统评价基准仍然可以适用。

[3]田中二郎：《行政法総論（上）》，1957年版，第三章。例如，行政契约是基于当事人的合意来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所以行政契约可以归为行为形式或者法形式。建立有关行动内容、实施状况与实际效果的社会公开机制。所谓政治的效率性虽然是较少被提及，但为了避免政府省厅之间的对立和纷争，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有义务通过政策调控迅速解决相关争议。[8]原田尚彦：《行政法要論》，2005年版，第111页。

三、新的行政作用法体系的展望 （一）行为形式论的课题 综合以上各项学说，本文尝试绘制出行政法总论的未来图景。另外，多数的都市计划在形成之后，伴随经济与社会变动本应及时调整却长期保持不变，很可能对个人财产权造成不当侵害。其三，监督权的运行独立于被监督的权力，即监督权的行使遵循自己的程序，不参与被监督的权力运行过程。

这一切说明，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国家监督监察权的重新配置。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就体现了对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实行终身监督的政策导向。《改革试点决定》规定了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权和可以采取的十二项相关措施。侦查监督包括批准逮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一类是官方表述，即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有学者将之称为现代公共权力‘第四权。

毕竟设立监察委员会既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也是国家权力结构改革的重大举措。进入专题： 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权 检察权 。[24] 张千帆教授认为：从根本上说，政府职能主要限于立法、执法与司法三种，不论这三种权力之间关系如何，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然具备这三种形式的权力及其某种方式的分工。因此，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要义，更是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因此，职能整合并不会改变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基于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的性质就是法律监督权这一理论前提，许多人将检察院的上述五种职能都归入了监督权。有人认为监察委员会就事实上取代检察机关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机关之说。前者是由一种政治、法律思想发展而成的理论学说，后者则是运用这一理论学说所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

[⑥] 夏正林：《权力制约中的监督与制衡》，《检察日报》2017年2月22日，第7版。由此可见，监察权具有综合性和混合性。

法院对行政权的司法监督主要通过对行政案件的审判来实现。[⑧]所以，不能将权力运行的技术规则等同于国家政权架构，过分夸大其政治性，而忽略其科学性。

[35] 谢鹏程：《论检察权的结构》，《人民检察》1999第5期。因此，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的价值追求，但并不是检察权区别于其他国家权力的根本属性。然而，笔者认为并非如此。[④] 侯志山、侯志光：《行政监督与制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然而，一种权力的行使能够起到监督的效果并不等于这种权力就是监督权。因此，有学者指出检察院的上述职权并不属于法律监督权，都是诉讼中应有的制约机制，属于正常的诉讼程序。

检察院对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也是通过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方式决定案件进程是否继续以及如何继续。因此，可以将检察机关称为程序性的法律监督机关。

[11]无论是国家监察委员会还是检察院，其核心使命都在于规范权力运行，防止公权力滥用。[13] 行政监察和检察监督是权力制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没有争议。

在监察委员会设立之前，对此类行为的处理方式包括党内纪律处分和行政处分。2017年5月27日，山西省盂县人民检察院完成与盂县监察委员会首例职务犯罪案件对接，职务犯罪批捕权仍由检察院行使。

[23] 参见前注1，韩大元文。[31] 参见胡勇：《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再定位与职能调整》，《法治研究》2017年第3期。[48] 同前注19，马怀德文。[30]有的学者立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的现实和公诉权与诉讼监督权的异质同构性，主张将检察机关重新定位为公诉机关与诉讼监督机关。

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剥夺检察院的监督权和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而是要通过新设监察委员会来全方位规范和制约公权力的运行。正因为制衡机制的存在，每个国家机关行使权力都不能肆意妄为，这在客观上能够起到监督权力运行的效果。

检察院如果认为法院的判决或者裁定存在错误，其监督的方式是提起抗诉。以权力制约为基础，监察权是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权力，属于权力监督的范畴。

[49] 李桂茂等：《我国法律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论监督法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例如，法院的行政审判也能起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的审判权属于监督权。

[②]阿克顿勋爵认为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可见，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不仅包括对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还包括事前监督，也就是预防。[29] 韩大元：《坚持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人民检察》2012年第23期。有学者提出应由其他国家机关对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行使行为施以必要的制衡。

[⑤] 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专门性则主要表现为监督主体的专门性和监督手段的专门性。

[19]官方文件对监察委员会定位的表述是基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理论观点则更多地基于监察委员会的职能。[37]可见，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侦查权以及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进行审查等权力并不属于监督权，而是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制衡的体现。

[54] 参见刘计划：《侦查监督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59]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页。